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注重宏观阐发，以纵揽大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过编纂形式或个性风格，综合其整体精神，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即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压力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注：本文为《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的续篇。有关世纪史学的主题及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路向，请参见上篇。文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决定性的时间要到20xx年代后期。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国历史”），这是当时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与旧史学赖以区别的标志。在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绩最大。这倒不完全是指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如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胡适对傅的评论最确，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尽管今天的青年学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国现代史学史已经郑重地记下：从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学术行政，创建并长期主持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业绩辉煌。据说他当时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长，那位先生不肯，且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学者，却最后选择了办所。然而正是靠着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学术开拓、动议策划的非凡识力，在他连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家。
这些史学家们不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更是在推动整个史学界的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工作不仅限于对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视角，丰富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例如，陈寅恪先生通过对唐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关陇集团”理论，揭示了唐初政治格局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这一理论不仅深化了对唐代历史的认识，也为后人研究其他朝代的历史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参考。此外，郭沫若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奴隶社会”理论，这一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从传统的叙述转向更加深入的理论探讨，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史学界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一方面，传统的考据学派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继续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被引入，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例如，考古学的发展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证据，使得许多历史问题得以重新审视。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数字人文成为史学研究的新热点，通过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研究人员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海量历史数据，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史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史学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为此，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同时也鼓励本国学者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通过这些交流活动，中国史学不仅能够及时了解国际史学界的最新动态，还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增强中国史学的国际话语权。同时，随着国家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史学作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地位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史学不仅要关注过去，更要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如何将传统史学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智慧和文化支撑。
总之，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历史。从早期的科学实证追求到后来的多元化研究格局，再到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机遇与挑战，中国史学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展望未来，中国史学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不断提升自身水平，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广大史学工作者应当深入学习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正确的史学方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史学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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