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农村改革:反思与展望
20余年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与问题,一并结转到了新的世纪;而1999年的农村经济大帐总体上显得平淡无奇,这也算是给全国经济的“平稳过渡”作出了贡献。尽管许多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深层矛盾逐步走向表面化,但总体上还应该是属于“通过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前进中的问题”。不过,比这些问题本身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认识偏差——总是把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市场解决的问题混为一谈。我们想区别这两类问题,并着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引论:中央政府需要率先转换角色回顾20余年的农村改革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政策调整、政策放宽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市场力量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继续守着这样一个认识,恐怕要无所作为了。只要有市场在,市场就会在广大的领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以及目前的产权变革,农业机械化、“产业化”和农业科技推广,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崛起,等等,都离不开市场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农村市场发育本身遇到严重障碍,资本市场、劳动市场和土地市场这三大要素市场停止发育,农产品市场甚至有所倒退,农民进入市场的途径是一路红灯,何以谈市场的推动作用?这是农村发展趋于缓慢的病因所在。市场发育陷于停顿甚至倒退的原因,是市场发育需遇到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而依靠普通农民的自发力量根本不能突破这种制度限制。中央政府应成为今后农村制度创新的主导力量,而不能寄希望于农村自发的制度创新。农村经济经过一段时间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已经复杂化,农民对公共物品(社会保险、文化教育、村容村貌,基础设施以及社会制度、秩序和安全等)的需求已日益显现。显然,在乡村权势阶层从普通农民中分化出去并变得保守以后,分散的、没有组织化的普通农民对此是毫无办法的;公共物品的系统供应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这已经超越了个体或小团体的能力范围。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中央政府应当主动作为,引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首先,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农村发展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例如,可以考虑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减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现象。同时,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如道路、水利、电力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极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
其次,中央政府应当积极推动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农民难以获得银行贷款,这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此,政府可以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更加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降低农民的融资成本,激发农村经济的活力。
再次,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农村土地资源。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也是农民最宝贵的财富。然而,现行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利用。因此,政府需要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探索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允许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土地流转市场的监管,防止土地过度集中和农民失地现象的发生,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最后,中央政府应当重视农村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农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也不例外。当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为此,政府可以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就业,如提供创业资金、技术支持等。同时,加强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生产技能和服务水平,增强农村经济的竞争力。此外,政府还应注重培养本土人才,通过教育引导,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投身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
综上所述,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只要中央政府能够正确认识这些问题的本质,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就一定能够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更是改革的推动者和服务的提供者。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的全面振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将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不断开创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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