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躯体症状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近年来许多研究已证明抑郁症是高患病率、高慢性复发率、高疾病负担及高自杀死亡率的精神疾患，但过去常局限于精神病学范畴，习惯强调病人的精神症状，即“三低症状”——情感低落、思维迟缓和意志活动减减。然而，相当一部分的抑郁症病人就诊的主诉并非情感或精神症状，而是躯体方面的症状，对这样的病人近半数以上将会被临床医师漏诊[3-6]。近年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提出中国抑郁症诊断率较国外低的假设之一是躯体症状主诉高于心境障碍的主诉[7-10]。为比较以情感障碍为主诉和以躯体不适为主诉的抑郁病人的差异，作者对62例抑郁症病人进行了深入访谈评定，以期为临床医生对抑郁症的早期识别及治疗提供帮助。
对象与方法
一、样本来源及入组标准
自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期间，就诊于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和上海中山医院咨询门诊的抑郁症病人62例（住院30例，门诊32例），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2-R)的抑郁发作诊断，且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21分；住院病人经两名主治医师明确诊断，门诊病人经主治医师两次以上连续门诊明确诊断；排除器质性精神疾病和由躯体疾病导致的身体症状和情感障碍。入组病人若首诊以情感症状为主，且躯体不适症状≤3项者列为情感症状组，共33例（门诊12例，住院21例）；若病人首诊以各种躯体不适为主要主诉，且躯体不适症状≥4项者列为躯体症状组，共29例（门诊20例，住院9例）。
二、评估工具
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和焦虑量表（14项）(HAMD、HAMA)以及自编的“抑郁症患者深入访谈提纲”由作者对每例病人进行检查和会谈，每例病人会谈时间为30-40分钟。深入访谈提纲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首诊主诉、躯体症状、求医方式、自身对疾病的认识、治疗药物的使用、诊断标签的接受性等。有关婚姻、工作和生活能力影响的评估采用0-100（10cm直线自我报告法）进行量化评价。
结果
通过对两组病人的详细对比分析，发现以情感障碍为主诉的病人在情感症状方面得分显著高于躯体症状组，而躯体症状组在躯体症状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情感症状组的病人更多地表现出对疾病的认知偏差，认为自己的问题主要在于心理层面，因此更倾向于寻求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相比之下，躯体症状组的病人往往首先考虑身体上的不适，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先去综合医院的内科或专科就诊，只有在多次检查未发现明显器质性病变后，才可能被转介至精神科或心理科。
在婚姻关系、工作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面，两组病人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情感症状组的病人在这些方面的受损程度更为严重。情感症状组的病人更容易产生社交回避行为，不愿意参与社会活动，对家庭关系和职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而躯体症状组的病人虽然在躯体功能上受限，但由于其主要关注点在于身体的不适，反而可能更加积极地寻找治疗方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心理负担。
讨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抑郁症病人的主诉类型对其就医行为和治疗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情感症状明显的病人更倾向于接受心理治疗，而躯体症状突出的病人则更可能首先寻求医学检查和治疗。这一发现对于提高抑郁症的早期识别率具有重要意义。临床医生在接诊过程中应更加重视病人的主诉，特别是当病人以躯体症状为主诉时，不应仅限于常规的医学检查，还应考虑到心理因素的可能性，并适时推荐患者进行心理健康评估。
此外，研究还揭示了不同主诉类型的抑郁症病人在社会功能受损程度上的差异。情感症状组的病人在社交、家庭关系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的影响更大，这提示我们在制定治疗方案时，除了关注症状缓解外，还应重视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支持系统的建设。对于躯体症状组的病人，则需要加强对其心理健康的教育，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疾病观念，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因过度关注躯体症状而导致的心理压力加剧。
结论
综上所述，抑郁症作为一种复杂的心理疾病，其临床表现形式多样，主诉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病人的就医行为和治疗效果。临床医生在日常诊疗中应对抑郁症保持高度警惕，尤其当遇到以躯体症状为主诉的病人时，应进行全面评估，避免漏诊和误诊。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大对抑郁症的宣传力度，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水平，共同营造一个理解和支持的心理健康环境。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抑郁症病人的治疗反应差异，为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最后，我们应当深刻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在卫生健康领域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不断推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努力实现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通过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结合，不断提升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防治水平，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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